不看电话簿，你能说出几个号码？

太阳雨

　不看电话簿，你能说出几个号码？相信有不少人要犯难了，算上自己的、家中父母的、爱人的、好友的、同事的，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个吧。不过，在百官街道金鱼湾小区有一位七旬老人，却可以记下894个电话，堪称号码记忆达人。
　　这一位达人名叫阮万敏，是一名退休教师，教过小学、中学，办过成人教育。说起记忆电话号码一事，阮老师将它归结为两点，一是对数字敏感，有兴趣，另一个就是要慢慢摸索，讲究方法，同时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接触面越广，越容易记忆
　　“以前我只晓得我能记不少号码，但至于到底能记多少，也没有认真去统计过，这次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我才开始在练习本上一个个写下来，到目前为止是894个。”阮老师拿过一本练习本递给记者，建议可以当场随机抽出几个来验证。记者发现，这一本练习本里，号码被分门别类地记着，有按地名的，有按工作单位的，也有按血缘关系的……足足记了23页。
　　阮老师告诉记者，分门别类只是先给记忆设了个大框架，之后涉及到具体的号码，一个号码往往是人名、人面以及个人其他相关情况（如职业、年龄、住址）的结合体，所以他一般很少为记而记，常是之前就打过交道，后来有往来的。除了人，像附近的卫生院、医院、餐馆、服务中介等脑子里也都有数。当记者惊讶于阮老师的交往之广、识人之多时，才慢慢知道面前的这位老人曾有过丰富经历。据阮老师讲，他的早年经历比较曲折，念师范，中途停办了；凭借一手二胡，考入绍剧团；不久响应号召前去支农；去杭州做油漆工、木匠。直到1973年初，也即在上虞师范肄业后的第11个年头，当时已30岁的他才在五星大队附设的一个初中班开始了教书生涯。后来在1979年通过考核，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此后一教就是30年。其间即使作为教师，阮老师从普通教员做到校长，也辗转过不少地方：肖金中学、韩浜小学、五四完小，乡政府成教部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市教体局成教科。在2003年秋退休后，阮老师从肖金迁居到了金鱼湾小区，不久又参加了市收藏协会和市老年书画协会。
　　“接触面多了，认识的人就多，要记的电话也就多了，但对我来说，反而更容易记了。这中间就涉及到一个归类、转嫁的问题。”阮老师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记整个肖金一带相识的人的号码，刚开始即以方位为序，顺时针方向一个村一个村地记过来，然后串联着多回忆几遍。之后只要叫出人名，就可以快速定位到哪个村，以及所在村的位置，再联系到这个人，号码自然就出来了。除了以方位归类，还有寻找相同数列，如手机号码，以“137”开头的，可以记为一类，之后根据数字排列的规律，可用升降法，如“356”、“321”，也可用凑整法，前后连续的几位凑成“10”或“20”。除了这些常规的，还有一些特殊方法，如有些号码的差别只在于一两个数字，就可以拿来当一个号码记，不同的那一两个数字就以个人的性别、年龄或职业来象征，用的时候只要替换就行了。还有一种是意义的转嫁，也非常管用。如“******49238”，可联系到戏曲中的梁山伯和书童四九，“*5138918”可以化为一些节日或重要日子连起来记，即“五一”，“三八”，“九一八”。还有特定行业，如酒店，号码中往往带有“7”（谐音为“吃”）或“9”（谐音为“酒”）。“有些实在难记，就转化成一串音符，把旋律哼出来，就是一个号码，当然这要本人有一点音乐底子。”阮老师认为，记号码这个东西，只要脑子勤快点，知识面广点，再花点功夫摸索，比起零散、孤立地死记，就要容易得多，而且不容易忘。
　　还是一位老文青
　　阮老师最初是位语文教师，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随笔，也曾被抽调到文化馆编过相声小品，现在也常写点小诗，最近则在忙着阮氏家谱中自家一脉的梳理撰写工作，阮老师笑称自己还是一位老文青。
　　阮老师告诉记者，除了“文”，他还有两大爱好，即音乐和书法。说起在东关中学的一段生活，让阮老师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几乎动用了全部的零花钱购买各种小乐器：八毛钱的二胡、两毛钱的笛子、一块五的口琴……后来进了上虞师范，有了风琴课，一有空就往琴房里钻，一直练到了与音乐老师相当的程度，之后凭借风琴的底子又自学了钢琴、电子琴。在师范停办后，阮老师凭借二胡演奏，考入了上虞虞光绍剧团音乐组，又学了不少乐器。剧团关闭后，参加了乡里的宣传队，成了敲锣打鼓的主力。其中阮老师的十面锣敲得相当出色，曾代表上虞参加绍兴市春节联欢会的演出。而让阮老师颇感自豪的还是在2000年一手组建了上虞第一支女子吹打乐队。他告诉记者这支乐队的15人均是在音乐方面尚为零基础的农村妇女，平时要忙家务，干农活，所以最初组织起来也是相当的吃力。在办培训的过程中，几乎是手把手一个个地教，最后看到她们精彩演出，让阮老师颇感欣慰。
　　至于书法，阮老师说是因“贫”得福。上小学时，家里穷，交不起学杂费，所以从一到三年级的课本均是用手抄的，一直到五年级，他才第一次拿到了泛着油墨清香的印刷本。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但因忙于生计，并未专门地教授过，只有让他临帖练过字，不过在其抄书的过程中倒有过不少指导，这让阮老师的书法练下了童子功。“到了文革，流行贴大字报，正反两派都找我来写。当时纸墨不愁，一天要写20来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的书法有了相当大的进步。”阮老师回忆起文革一段，感觉有点啼笑皆非，但同时也承认这段时期他的书法确实得到了长足的提升。

凭海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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