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路人岂能承担社会风气倒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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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街头，一名叫悦悦的两岁女童被两辆汽车先后3次碾轧，7分钟内18名路人经过此地，他们都对倒在地上的女童无动于衷，而路边的店铺也没有人走出来看一眼。因抢救不及时，10月17日，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被医生宣布脑死亡。10月21日零时32分小悦悦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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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以后，舆论大哗。除了对碾压女童的肇事司机的无比痛恨之外，几乎所有媒体都猛烈抨击当时的18位路人及路边店铺里的店员。从道义上来说，人们怎么批评这些面对惨祸无动于衷的人都不为过。但是相对于整个不断颓败的社会现状，这种批评却苍白乏力。因为18位路人和周边店员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无声的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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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07年的南京“彭宇案”，法官判案的理由居然是：“从常理分析”，“可能性比较大”，他没有撞人，怎么会去扶人呢？“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代表国家司法公正的法官，不知道是依据社会现实，还是根据法官们自己所在官场群体的思维逻辑，居然判定，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惟有闯了祸或犯了错误的人才可能去补救自己的过失。一旦这样的思维形成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在中国的地面上，谁还敢冒着风险去做好人呢？！如果按照南京法官的思维逻辑继续推演下去，必然会形成欺善扬恶的局面。如果现在心地善良的好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小，坏人坏事就会自行增长。在道德沦丧的过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做了坏事的人就不太可能去自动纠错（肇事逃逸者越来越多），与事毫不相干的人更不可能自觉参与其中。这就是说，随着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倒退，广东佛山汽车碾压女童事件中的肇事者和18位路人及周边店铺里所有人的行为，就显得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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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东佛山汽车碾压女童事件中的所有“相关者”的表现确实都很“正常”。因为官风坏了，党风斜了，民风怎么会不被牵累呢？！环球网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曾就此发起相关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有很大倒退”，其中道德水平下降最集中的，体现在政府官员、司法执法人员、及医生、教师等身上。显而易见，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道德水准下滑越严重。即使你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天天宣讲道德正义，但不断揭露出来的赃官巨贪和官场丑闻及人们亲眼目睹的腐败者们的斑斑劣迹，把所有美好的宣传几乎涂抹一空。人们对此极度不满的愤怒情绪和痛苦心态，一定会通过对社会的报复充分发泄。这使得正面的，阳光的东西越来越弱小不堪，在某些区域甚至逐渐消亡殆尽。如果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由轻微腐败迈向严重腐败，并滑向极端腐败，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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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时候大家都在谈论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只要政治体制不进行彻底的变革，任何改革都毫无意义！因为不能使全体国民同步受益的“改革”，不但不能称其为改革，相反，这种造成社会严重分化的所谓“改革”还会对社会底层形成劫掠。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3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以官商勾结萌发的腐败势力鲸吞了大量的金钱财富，底层民众（特别是无数失地农民和数亿农民工）被残酷剥削，整个国家贫富分化严重，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形成强烈对抗。如今，上访不断，群体事件频发，就是人们在各种侵害下发泄内心不满的最真实的反应。

毫无疑问，“路人见死不救”一旦成为社会常态，那就意味着社会风气的颓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由严重腐败进入极端腐败的社会表象。要扭转这种局面，惟有实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全体民众在民主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应该是党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