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户籍制度限制，二等公民能有啥指望？

皮皮儿

----中国五十年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让进城打工的两亿多农民工成为二等公民，他们生活在城市居民忽略的角落，却支撑起城市工业、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主要基础。他们辛苦工作，加班度日，也在城市养育后代，却遭遇低工资、无社保、无户口的非国民待遇。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但改革之路仍然漫长，需摆平各方利益矛盾，才能让二等公民在中国绝迹。

----二月北京城寒意正浓。四十岁的秦红霞比往常提早了一个小时离开城西的地下室，坐上公共汽车，赶往城东打工。 秦红霞是人们常说的钟点工阿姨，从安徽芜为来到北京，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半，为三、四个家庭和一、两个公司打扫卫生。一天五六份活儿，按北京的钟点工价钱，挣的不算少。可是为了省四毛钱的换乘公交，她还是每天早上步行整整两站路，“小孩读书花钱”，她简单地说。
她十六岁离开安徽农村，来到北京，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二十四年。“我不想回去，过年也不常回去，我喜欢北京，我觉得我更适合这里。”她用了“适合”这个词，来形容与北京的关系，彷佛一场联姻。可在北京，她的家在地下室，一栋高楼大厦的地下两层，终年不见阳光，每到秋冬潮寒，膝盖酸疼；没有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儿子在民工子弟小学之间迁徙数次后，送入了正规的小学、初中，少不了的“借读费”、“赞助费”，只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一年比其他孩子多交了好几万。

秦红霞从未奢望过有一天被叫做“北京人”，尽管她在这里生活二十四年。

皮皮儿

而钟点工秦红霞，正在一年一年的等待里，终于做了决定把开始读高中的儿子送回了安徽老家。“儿子功课很好，要是在北京念完高中，然后在北京参加高考，能上大学；可是他没有北京户口嘛，到时候要回安徽高考，北京和安徽差了一百多分，等高考再回去就肯定没希望上大学了。”
于是秦红霞拿出了四十年所有的积蓄，还借了六万块人民币（约合八千七百八十美元），花了约二十万在农村老家最近的县城买了套房，丈夫带着儿子住进去，从此他们有了县城户口，儿子可以在县城的高中上学。因为拿到县城户口和儿子入读县城高中之间有时间差，夫妇俩找校长磨了好几天嘴皮，还是多交了一万多块“赞助费”。
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广州，珠三角、长三角乃至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和经济区，都有像秦红霞这样数以亿计的“隐形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二零零九年公布的最新统计，截至二零零八年底，中国现有农民工总数达到二亿三千万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居民看不见的角落，却是支撑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工业、建筑、制造、服务等等行业最主要的力量。他们日出而作，走在街头被讥为“农民工”或者“乡下人”，日落而息，回到郊区简陋的聚居房，或者地下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养育后代，却仍然甩脱不掉背在身上的“外人”、“乡下人”烙印。

一九四九建国之初，中国没有如今这般完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迁徙基本是自由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户口登记制度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迁入登记、变更更正登记等七项内容。并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由此，中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并延续至今，为这个国家制造了无数“二等公民”。

在共和国大地上驰骋五十二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像一列老旧、惹人厌恶但仍高速运转的列车，每一年都警号长鸣，每一年都刹车缓慢。既要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又要如何消化剥夺公民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时间的列车进入二零一二年，此前多年来种种铺垫，舆论似乎看到户籍改革的新希望：

皮皮儿

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此举标志着我国开始进一步打破户籍限制的坚冰，这对于推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人也对于放开户籍限制会导致城市人口无限制膨胀的担心。

雷声滚滚，雨点不落。上层的改革文件、政策、宣传一环接一环出台，究竟是否真的能看到户籍改革列车的时刻表？----决心是一回事，怎么做是另一回事，政治改革也说了很多年了，对吧？”“拿不出时间表，不是不愿意，是拿不出来啊。你说，如果你是XX市市长，你怎么有动力去安置湖北的农民工？不解决土地权益问题，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怎么进城？城市管理者有什么动力去接纳？农民工是全国性流动的，地方财政是地方的，中央即使有政策也很难执行下去啊。”

而在二点三亿农民工，以及更多“城市流动人口”看来，居住证不算什么，户口，则根本就不去指望了。

靠圈地推动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真正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央行行长周小川二零零九年七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主要是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在增加。没有家庭收入增加，没有从二点三亿农民工开始，解决收入增加以及制度歧视问题，便没有居民消费增加、内需增加，便没有出口转内需的经济深层结构转型，便也没有“城镇化”改革的真正含义，以及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

即便你不从农民工的角度来想问题，即便政府从社会稳定、政权稳定的角度来想问题，这一个扼住了经济转型咽喉，从而扼住社会稳定咽喉的户籍制度。变革，还能够来得更早一点吗？